走进爱丽丝·门罗

走进爱丽丝·门罗

                丁博华

曾经，她被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称为“当代契诃夫”，被欧美媒体给予“当代最伟大小说家”的称号；现在，她诺奖加身，被瑞典学院授予“当代短篇文学小说大师”的美誉，成为历史上第110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13位女性得主，同时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

曾经，她低调地写作、经营自己的书店，用文字刻画平凡小镇上的普通人物，书写他们的爱情、婚姻生活以及平静的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心理与情感顿悟，在文学的领域沉默地追求着光荣；现在，她的文学魅力照到了更多人的心田上，洛阳纸贵的神话也在她这里延续。

她，就是爱丽丝·门罗，加拿大女作家，出生在渥太华，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安静的城市度过。她的小说写的也都是这个城市郊区小镇中上演的平民中的爱情、家庭日常生活，而涉及的却都是和生老病死相关的严肃主题。她的笔触简单朴素，但却细腻地刻画出生活平淡真实的面貌，给人带来很真挚深沉的情感，简单的文字带来丰厚的情感，这恰好显示了文学最本质的能量。门罗一生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在短篇小说普遍地位低下的欧美文学界，这个终身成就奖颁给她让一些人惊讶，但更多的人对门罗获奖的感受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值！”“每读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便知生命中未曾想到之事。”这是由作家、学者、编剧等组成的评委对她的评价。

门罗写的大部分是女人的故事，她的早期创作中，是一些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为爱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恼；到后期，则是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但她们都有着欲望和遗憾，有着强大和软弱之处。门罗的小说并不特别重视情节，更多是利用时空转换，将记忆和现实生活打碎重新组合，这也表现了她想表现的观点：看世界，或许有新的角度，文学就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她曾经在一篇散文中介绍读小说的方式：“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门罗获奖的消息被国内文学界称为“实至名归”。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门罗得奖完全不奇怪，她一直活跃于世界性的纯文学圈子里，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家。门罗写作之中蕴含着复杂的技巧，此次获奖是她长年积累的结果。”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爱丽丝·门罗获奖比村上春树更实至名归，“门罗作为加拿大30年代的女作家，在短篇小说上成就斐然，虽然中国普通读者可能对她并不熟悉，但从文学专业角度，我们对她的作品和高度还是非常认可。”有人也写到，用阅读感觉来划分，中短篇小说可以粗略地、武断地分为两种，一种像核桃、玻璃球，但求畅快、戏剧化，主张精巧和俏皮，发展到极端，就是欧·亨利和星新一，为了这一段故事不顾一切，倾家荡产地盛装上演，刻意破坏人生的肌理，罔顾人生的开放性，我们受这种小说熏陶多年，以至于形成了阅读上的恶习。另一种中短篇，像截了一段大河，却不是物理上的那种截断——那种竭泽而渔的截断，而是心理上的，为观看的方便而截的，前因后果都潜藏着，丰沛奔涌也照旧，甚至比看到整条河流更为浩荡。爱丽丝·门罗的小说属于后一种，她笔致绵密，气息醇厚平静，从不因为写小说而人为破坏生活的肌体，刻意制造落差。

这还不是爱丽丝·门罗小说的全部魅力所在，她的小说还体现着她的一种努力——恢复小说的神秘性，她远离了当代小说那种锐利但却琐碎的、简约但却留白过多的、克制到寡情的作风，让小说重新成为混沌的、朦胧的、多解的、磅礴的、雾气缭绕的、根系繁多的，所以，她会被视为契科夫的传人，但这也增加了她的小说在被领略时的难度，她37岁时才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快乐阴影的舞蹈》，多年来获奖无数，却始终呈现出一种沉潜之姿。

《逃离》可以当做一个豁口，让我们向她的那个世界投以一窥。八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且都生活在加拿大小镇上，她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当代小说中失落已久的，农活、甜点、清汤寡水的日常交际、万语千言的日记和书信；她们目光所及处的风景，也是我们久久不曾领略的，枫树、野菊花、落雨的下午、地毯上的线条；她们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也多半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谓的“由自然之力造成的死亡”，死于海难，或者恶劣的天气，这一切是极具加拿大气质的，提示着作者的地域属性和文化身份。但他们生活中，那种阴森的现代性却并没因此减少，“逃离”就是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悲剧性机缘，以朱丽叶为主人公的《机缘》《匆匆》《沉寂》里，朱丽叶逃离女校教职去追随偶然结识的渔夫，她的父亲逃离原有的生活去做农夫，她的女儿骤然离家，弃她而去，在另一个地方过着富足的生活。

　　无论是卡拉，朱丽叶还是佩内洛普，都是加拿大小镇生活中最常见的少女与少妇，或柔顺，或倔强，或奔波于田间地头，或流连于青青校园。门罗熟知她们的一切，洞悉她们的内心，甚至于她就是她们中间的一员。上天垂怜，赐予她敏感的心灵，于男人女人们平淡无奇的举手投足与眼波流转中捕捉到那转瞬即逝的厌倦和不断积累之后而萌生的“逃离”的闪念。当“逃离”被门罗作为一种概念化的存在固定在她的文学中，故事就可以扩展出多种可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试图逃离或者实践逃离的女人，这些女人的命运或许与你相似，或许与我相似，在逃与不逃的边缘，有挣扎，有妥协。　　  　　

    现代社会为“逃离”提供了种种便捷：交通、信息传播，人人都得以望见别处，都试图逃离命定的位置，想从苹果变成橘子，或者逃离过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乘火车、轮船、飞机，竭尽一切可能，逃离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但爱丽丝·门罗描绘了这种愿望，又逐一扼杀了这愿望，给所有逃离者——特别是女性——以惩罚，《播弄》的结尾，点出逃离的后果：“若冰的一些病人相信，梳子与牙刷都必须放在一定的位置，鞋子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摆，迈的步子应该不多不少，否则一定会遭到报应的。”逃离的可能中蕴含的现代性，和逃离的后果之中的宿命性，形成一个神秘的谜团。 

阅读《逃离》本身，脑海里常常闪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是否只能回来？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电影《蓝》中不断询问的那个问题，我们的未来是否真的战胜不了我们的过去？门罗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宿命论者，她允许女人挣扎，反抗，却不看好命定的结果。“相信命运，跟着命运走，不相信命运，被命运拖着走。”门罗没有采取这类强势的男性话语，却用看似琐碎、片段化、跳跃性的叙述隐晦的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逃离”，在门罗的文学里，似乎更倾向于一种仪式化的表达，是一种女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满足的仪式。

像爱丽丝·门罗这样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坚持短篇小说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少之又少。今年她的获奖不仅让更多人见证了她的文学魅力，更重要的是引发纯文学的回归热潮，触动当今创作者和评论者的思考，也正因如此，她格外的受到诺奖委员们的青睐和重视，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再次刷新了文坛史上的一个女神传奇。

 

•生活的要义，就是满怀兴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逃离》

•生活总是那么的忙乱，为了得到什么并用掉它，我们总是白白耗费了我们的力量。其实又何必让自己这么忙碌，却无法去做我们应该去做与愿意做的那些事呢？——《逃离》

•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善，相互和谐的时刻是值得珍惜的，即使早晚我们必须分离。——《太多的幸福》

•没人认为你具有自己独特内在的东西，你还没能证明给人看的东西的确很难说是你所具有的。我那时从不向人述说言论、思想。趁孩子们午睡时写作是很难的，我不敢讲这个大话，现在的女人恐怕也做不到。这是我年轻时最艰难的地方。

•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一次次逃离的闪念，就是这样无法预知，无从招架，或许你早已被它们悄然逆转，或许你早已将它们轻轻遗忘。